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江蘇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6.2%，不僅高于全國13.5%的水平，而且超過14%這道分界線，“深度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

人口結構變化無疑將給中國社會帶來一系列連鎖的、全局性的影響。未來中國社會應該怎么養老？當第一代獨生子女遭遇“老齡化”，他們如何陪伴父母，建立與父母之間的情感連接？這些傳統的話題在今天的社會中產生了新的漣漪。

幸福又孤獨，別讓“老漂族”父母傷了心

早上5:00起床，給孫女準備早餐，送到學校之后，回家路上順便買好菜。差不多9點回到家，又馬不停蹄開始洗衣、打掃、整理。到了飯點，把頭天晚上的剩菜熱熱吃掉。短暫休息之后，又要擇菜、備菜、收衣服，然后坐公交車去學校接孩子放學，再做一家人的晚飯……周末因為要做兩頓飯，更是忙得連軸轉。

這是60歲退休后的李芹作為然然奶奶一天的作息時間表：緊張而忙碌，日復一日。

5年前離開老家，對于李芹來說，不僅是背井離鄉，還意味著夫妻分離。雙胞胎兒子結婚、生子竟然都神同步，她和老伴只能分頭幫忙，一個跑蘇州，一個飛北京。孩子小抱在手上時，吃喝拉撒全都不能離人；會走路了，磕著碰著更不省心；好不容易上了幼兒園，除了接送上下學，還要往培訓班送，每天的時間被切割得零零散散，斷斷續續。眼睛一睜，忙到熄燈，已成為她的生活常態。

像李芹夫婦這樣的“老漂族”，廣泛存在于中國城市家庭中。城市化加劇了人口流動，為了照顧和陪伴第三代，老人們只能像“候鳥”一樣離開家鄉，“漂”在子女生活的陌生大城市。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統計，早在5年前的2016年，我國“老漂族”數量就已高達1800萬。

含飴弄孫雖然帶給老人天倫之樂，但家務繁重、不適應大城市生活，也給漂泊異鄉的老人帶來了揮之不去的煩惱。

60多歲從湖北老家來南京帶孫子的丁奶奶因為不會說普通話，陷入了困境。“不僅外面的人聽不懂我說話，就連兒媳婦也很少和我說話。”脫離了原有的社交圈，來到陌生的城市，丁奶奶無處表達、無人傾訴的孤獨感與日俱增。

從泰州來的小虎外婆最受不了的則是女兒女婿對她“帶娃”能力的質疑：“上次我給小孩喂飯，就跟我大吵一架，后來小孩生病，又說是我給小孩衣服穿得太多了。他們總抱怨我的觀念太陳舊了，做的菜又太咸了……”

代際沖突、城鄉差異無形中激化了家庭矛盾。80后護士董欣然最近特別郁悶，從農村來的公公不僅經常捧著個飯碗在客廳邊看電視邊吃飯，還會在小區隨地吐痰。她說：“鄰居找我投訴好幾次了，我感覺頭都抬不起來。”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價值感來源于社會評價和自我評價兩方面。退休之后，老年人的社會價值感本來就在降低，在‘漂’的過程中，他們又要面對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自我救濟手段沒有了。”心理專家、南京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主任張純在社區調研時發現，不少從安徽、貴州“漂”到南京的老人都有不適應感，甚至連方向感這件事都讓他們困惑：為什么南京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的？走到鼓樓大轉盤就迷路，為什么月亮一會兒在這邊，一會兒又在那邊？

“漂”在異鄉，過去同事、同學、鄰居構成的“熟人社會”不在了，老人心理的困惑沒有出口。想專心把孫子帶好，卻常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覺：做好了，沒人表揚，好像是理所應當的；做得不好，就是你的責任。

“不想干了，想回去”， 不止一個老人這么對張純說，但他們又不想讓子女請保姆，因為“費錢又不放心”。

同一個屋檐下，陪伴咫尺之間。但忙忙碌碌的“老漂族”卻覺得，自己不過是“生產線”上的一環，子女們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小孩，兩輩人交流很少，父母也很難獲得價值上的尊重與認同。

終于要回東北了，在南京待了十多年的嚴叔卻有些失落。幾年前，他心血來潮和街道的一幫老頭、老太組隊打門球，沒想到這項小小的運動竟讓他在異鄉建立起了成就感，從而排解了孤獨。肯鉆研，球技好，當了隊長的嚴叔專門做了一本“門球筆記”，上面密密麻麻記滿了打門球的角度、方法和心得。“嘟嘟爺爺真厲害，怪不得嘟嘟學習也好。”每次聽到球友們這樣的夸贊，嚴叔雖面不改色，心里卻受用得很。只是沒想到，孫子考上理想中學的幸福感還在彌漫，他自己卻要立刻面對分離：孩子大了，再也不需要接送，學校也有晚飯提供……

陪伴戛然而止讓嚴叔有點緩不過來。他在家里至少提過兩次，今年他要做一件大事，帶著球隊“沖冠”，但顯然沒人聽到心里去。

親情反哺，對阿爾茲海默癥的父母說“聽你的”

“我認識的那個媽媽不見了，我該上哪找她？”說到去年得了腦梗的媽媽，齊曉霏紅了眼眶，70多歲的媽媽生病后“冷漠”得仿佛變了一個人，“這也讓我意識到，我們可能真的進入到了親情反哺階段了。”

在來南京上大學前，齊曉霏一直和媽媽生活在一起，她眼中的媽媽是個充滿熱情的人——“她甚至會提前幾天給我打電話，問我想吃什么，回家之后每頓飯都興高采烈地給我和姐姐做上一大桌好菜。”而如今，特意請了一周年假回家探親的齊曉霏，卻意外受到了冷遇，“我早上起床之后，發現家里冷鍋冷灶的，媽媽自己吃了早飯，卻沒有給我做。”

陪伴父母安度晚年，也是子女心理的一場角力和成長。“媽媽過去是個很好看的人，70多歲還能穿旗袍”，母親身體和意識的衰退對于陳慎來說既緩慢又突然，在母親回到老家半年后，陳慎發現一向注重身材的母親突然“像吹氣球一樣胖了起來”，家中的母親逐漸變得陌生：5點鐘起來一定要聽天氣預報，廣播電視一檔都不能差，誰跟她搶遙控器就跟誰急。直到某年冬日，中午母親下樓取牛奶，結果到了晚上9點多才回家，問她去哪了，她也不知道。這時候陳慎才發現，母親其實是生病了。

她帶著母親去看腦科醫生，診斷為阿爾茲海默癥，認知水平只有小孩的3-4歲，經歷了長期的潛伏期。醫生讓家人多多陪伴母親，多說話來刺激她。“母親退休前是會計，天天和數字打交道，疾病之下卻成了讓家人‘毫無辦法’的媽媽：瘋狂購物，陽臺上全是她買的紙巾；年輕時從不吃肥肉的她，后來變得什么都吃，總感覺吃不飽；和她聊天，她自顧自嗑著瓜子，問她什么就嘿嘿一笑，和她說話也沒有反應。”陳慎很難過，眼看著4年多的時間里，母親和自己“漸行漸遠”，而她卻無能為力。

“看著媽媽像是一張拼圖，一塊塊往下掉，最后變成一個平板、一個洞，我們傾盡全力也拉不住。”陳慎的眼淚掉了下來，“母親彌留之際，醫生讓我們拔管，說是已經沒有意義了，也讓母親解脫，但我們真的做不到放手，管子拔了，我們就再也沒有媽媽了。”

那個撫養自己長大、視自己如明珠的母親開始不認識自己了，這種難過韓予玲感同身受。在無錫老家的母親今年剛過80大壽，身體健康，但母親卻成了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母親變得多疑，“我吃到網上一種好吃的橘子，第一時間想到給媽媽買了兩箱，結果她都送了人，說怕里面有毒。”

比起沒有意識，更可怕的是疾病打破了親人間最基本的信任。母親診斷出妄想癥后，韓予玲一方面覺得要多陪媽媽，另一方面媽媽對自己的態度讓她常常覺得委屈。“有時候靠近她，她一下子把你的手甩到一邊。和她聊天，也不再推心置腹，說話特別官方。”一次她冒著上班要遲到的風險，和母親訴說自己的委屈，并勸慰母親不要懷疑家人。推心置腹了一個多小時，以為母親被說服了，結果臨出門的那一刻，母親在她的身后冰冷冷拋下一句話：“我不會隨便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媽媽身邊的自己怎么就成了“壞人”？韓予玲騎車匆匆趕去單位的路上，哭得不成樣子。

通常兒女父母相互陪伴交流時，都有情感反饋，當情感反饋突然不存在了，難免會讓兒女們無法接受。韓予玲也在醫生的指導下逐漸自我調整，“這是一個反哺的過程，只要父母開心了，我們也沒有必要陷入自我焦慮中。”如今她和兄弟姐妹與母親有了新的相處方式：當母親說不吃他們買的東西時，帶她買幾件衣服轉移注意力；母親說有人跟蹤她時，就和母親說不用害怕，邪不壓正。孝順既是盡孝道，亦是在情感出現不可抗因素時的一種順從。韓予玲認為，兒女也需要自我建設，感到委屈、壓力或焦慮時，也要及時進行心理輔導。

多元化陪伴，讓我們成為父母的“鏡子”

“下次一定要來，你們不能忘掉我。”93歲的林媽媽腦梗后記憶力慢慢衰退。每次目送子女離開養老院，她都會變成黏人的“老小孩”。

“我們怎么會忘了她呢？”林酈一下子打開了記憶的閘門。父親早逝，從出生到結婚生子，再到女兒長大，母親一直陪伴著她。直到六年前，母親摔傷骨折，出院后需要專業康復，一邊上班、一邊還要帶外孫的林酈不得不將母親送到了南京江寧區的一家養老機構。她和愛人、女兒，姐姐和侄女等一大家子每星期都要去看望母親兩三次，抱抱她，給她送點湯菜、水果和她愛吃的糕點，摸摸她的頭、給她捶捶背。

“以前教過她打手機，現在也不打了，我們家人前一天剛剛去養老院看望她，她就說‘怎么還不來看我’，護理員只好拿了一個日歷，我們每去一天，就在日歷上畫個圈給她看。有時候就把她當小孩，每次去都會表揚她，也讓她把我們帶去的食物分給養老院里的朋友們。”林酈還和她開玩笑：你現在多好，等我老了，我的女兒是獨生子女，沒有人這樣看望我啦。

經濟學家任澤平說，“過去40多年，中國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是因為抓住了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這三大紅利。”而當“人口大潮”進入老齡化之后，碰上的正是實行計劃生育后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在高速運轉的社會，傳統的家庭式陪伴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

“我們將會是一代無法被子女陪伴養老的老年人”，在這方面，林酈想得很透徹，”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做好心理建設，如何不麻煩子女又保證高質量的養老生活。”

50后曹艾每天準時出現在公交站臺，手里拎著給母親準備的盒飯。從事業單位管理層崗位上退下來后，曹艾回到了父母生活的城市，陪伴他們養老。已經送走了三個老人的曹艾，和老朋友們聚會的時候，也會不斷地觸及一個話題：我們這一代人又會怎樣老去？

親身經歷了中國社會的巨變，曹艾發現，代際的差異在這兩代人中最大。“社會發展得太快了，兩代人的認知和想法大相徑庭。年輕人孤獨，老年人也孤獨，但即使這樣，兩個群體在同一個空間下生活，也沒法做到真正雙向的陪伴。”曹艾認為，和農耕時代不同，現在的老人都有退休工資和養老金，陪伴的形式也迭代了，“有人說：年輕人獨立，是為了乘風破浪；老年人獨立，是為了駕馭生活。陪伴的方式越來越多元化。”

在這方面，60歲的老沈自認是走在前列的人。早幾年，他和幾個好兄弟一起在云南買了一套別墅，每個家庭一個房間，開始朋友式的陪伴。“我們想好了，等到我們80歲，腿腳不利索了，我們還是要回來養老的。”老沈已提前在南京買好了一套養老公寓，助老式的設計很人性化，連墻上都有扶手，更重要的是，只要身體不適，一個按鍵就能直通附近的醫院。

同時擔任南京居家養老協會副會長的張純認為，比起物質陪伴，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陪伴。“我們的養老行業，不要一味地強調硬件和設施，而是要建立更為人性化的養老制度，比如嘗試建立‘助老銀行’，再比如，能不能把三點就放學、家里沒人的孩子集中到社區服務中心，請退休的教授、知識分子等提供學習的幫助。總之，要給老人更多的人文關懷，幫助他們建立更多的價值感，讓他們快樂起來。”

年輕一代也在思考這個社會問題。“都說當代年輕人有三大考驗：小孩的教育、父母的醫療、自己的住房。子女天天陪著看似很溫暖，但天長日久就是坐吃山空，這種陪伴的意義就不大。”對此，90后公務員媛可不完全贊同。在她看來，如今的陪伴已經擺脫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即使很難陪伴在父母身邊，她也會“網購式盡孝”，為父母“買買買”，同時，可以用現代網絡手段與父母建立多種連接，讓他們獲得一種精神上的陪伴。

心理學家施嘉琪在《療愈你的內在小孩》一書中寫到，很多心智還沒成熟的嬰幼兒照鏡子會被嚇住。要讓孩子看見自己又不會被嚇到，這就需要母親在場。因為當有母親的陪伴時，孩子在跟母親互動的過程中會逐漸將母親作為一面鏡子，從中看見自己。“小時候，父母是我們的鏡子，而父母老了以后，我們是他們的鏡子，幫助他們在高速運轉的社會中不慌張。”媛可說。

□ 本報記者 姚依依 陳潔